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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平是海事司法的要旨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2月25日

     ———从涉外海事案件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看海事法院

  建院三十年我国海事审判国际公信力的提升

  

  中国的第一批海事法院于1984年成立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起飞阶段,对外贸易、海上运输、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产业不断崛起,海事海商纠纷也相应增加,海事法院的成立正好顺应了时代对海事司法的要求。时间流逝,时至2014年,中国的海事法院已经成立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中国海事审判经历了风风雨雨,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海事法律体系从海事法院成立之初的几个决定到《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专门法律的制定、对海事审判细化领域多项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和国际规则逐步融合,海事法院也从最初的5个到现在的10个,海事法官队伍也从港务局等外调人员整合而成到以精通海事、航海、法律、外语等各项知识的本科生为主、甚至研究生、博士生也争相加入。正是这些全方位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中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各海事法院的涉外案件逐年增加,案件的国际公平性显著提高,得到外国当事人的普遍好评。

  回想当初,海事法院成立之前,在我国发生了涉外海事海商纠纷,当事人都无法找到一个解决纠纷的机构,有几起案例当时在中国海商界引起震动。其中,英国籍货轮“贝兰普”轮触礁案中,该货轮在大连港外发生触礁,大连港务局派船营救,救助成功后向该轮索取被救财产的15%的救助报酬,该轮不同意。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的海事审判机构,也没有可供推荐使用的救助合同标准格式,更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支持,最终争议由大连港口海事处理委员会通过行政方式解决,导致英方强烈不满,我国当事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很好的维护。另外,在我国海域发生的碰撞事故、有我国航运公司参与的国际海上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等等海事海商案件,都因为没有我国自己的海事审判机构,不得不将纠纷提交到国外的仲裁机构或法院求得解决,而国外维权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维权成本,我国当事人的权利维护起来也是难上加难,有的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正是这一例例痛心的教训,催生了中国海事审判机构,即以全国沿海重大港口城市为驻地的十个海事法院。

  那是1984年,中国海事司法史上重大事件发生了——中国的海事法院成立了!我国的国际航海、运输等行业的参与人在与国外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也可以在合同文本上注明:“当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到中国的海事法院进行解决。”

  然而,在海事法院成立之初,由于海事法官审判经验还不丰富,相应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善,中国海事司法在国际上还没有立稳脚跟,国外当事人无法信任新生的中国海事司法,“到中国的海事法院解决纠纷”这样的选择往往是国内当事人一方情愿,甚至有时国内的当事人都会有所犹豫。于是,在海事审判的起步阶段,涉外案件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或纠纷发生后,普遍的会选择国际公信力高的伦敦仲裁委员会仲裁,或到海事司法历史悠久的国家的法院接受审判。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沿海经济、海洋经济等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海上运输及相关产业显示了应有的活力和生机。海上运输合同纠纷、船代货代纠纷、船员劳务纠纷、船舶权属纠纷、养殖损害纠纷等大量海事海商案件日渐增多,打破上述尴尬局面迫在眉睫。如何提高中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成为新生的海事法院和年轻的海事法官急需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

  是新中国的宽广胸怀孕育了新一代的海事法官,他们在逐步探索中总结出,只有时时处处用“国际公平”这架天平衡量我国的海事司法工作,才能将我国的海事司法融于国际海事司法的体系中,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要想实现国际公平,就需要海事法官在熟悉中国海事司法现状的同时,还要努力钻研航海、船舶、法律、外语等多项知识,并站在国际海事司法的前沿,使中国的海事司法与国际接轨。

  在“国际公平”要旨的指导下,一个个成功的案例使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日益提高。

  1985年,就是第一批海事法院成立之后的第二年,青岛海事法院受理了巴拿马籍船东申请留置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货物案,这起案件是在我国当时尚无有关货物留置权问题的规定的情况下,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受理的。该院经过详细的调查,并研究了案件所涉的货物运输合同中留置条款的有效性、提单中的合同条款对提单持有人的有效性以及留置权是否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行使等相关法律问题后,做出了准予外籍船东申请的裁定。船东代表临回国时,亲自到青岛海事法院致谢,对青岛海事法院公正处理此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准备向法院提出申请时,国外的一些同行认为,要留置中国人的货物,中国法院肯定不会受理。然而你们站在国际公平的立场上受理了,在国外引起了轰动,出乎他们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通过这件事,我们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中国的海事法律和海事法官。我们认为中国的法官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法官还要公正。”他还表示,法院公正处理此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大有好处,将使外国人感到与中国人做生意也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能否公正地审理案件,关键是看能否平等对待中外当事人,特别是能否公平地善待外籍当事人,使外籍当事人得以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享受民事权益。20世纪90年代初,在审理香港新虹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扣押前苏联黑海航运公司所属的“迪夫瑙格斯克”轮时,就是否应责令申请人提供反担保的问题在我国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中尚无明确的规定,但青岛海事法院基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精神,明确告知苏方船长,如果其要求申请方提供反担保,法院也可以接受。苏方船长听后很高兴,打消了对中国法律的顾虑,并表示中国海事法院对案件处理得公正合理,通过这件事他对中国法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正是这些海事司法初期的有益探索,使得海事法官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逐步完善,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日益提高。

  进入新世纪,在继续坚持“国际公平”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国的海事司法又突出了司法救助、人道主义等人文元素。在审理原、被告都是外籍当事人的“堪察加”轮船员诉船东船员工资案时,考虑到俄方船员的实际困难,缓收其诉讼费,帮助其从俄方船东那里讨回公道。在申请诉前扣押美国籍“摩奇”轮案中,在青岛海事法院依法对美国轮船实施扣押后,当事人双方就提供担保的数额达不成一致意见,考虑到美方船上载运的是圣诞节所需物品,如果该轮不能在圣诞节之前抵达目的港,美方所受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基于这种情况,海事法官节假日不休息,召集当事人协调意见,最后,在合议庭主持的听证会上,双方当事人最终就担保数额达成一致意见,解除了扣押,圆满解决了该院有史以来涉及担保数额最大的案件,平等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当事人的好评。“福扎德”轮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案,在青岛海事法院依法扣押该轮后,船上的俄罗斯船员生活和生存基本需要面临极大的困难,出于人道主义,该院一方面筹措资金解决了船员的给养问题,使船员的生活得到保证;又多方做工作及时将船员全部遣返回家,使其在新年以前能够与家人团聚。正是我国海事法院周到、细致的工作极大保护了外籍船员的合法权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专门向表示了感谢。

  三十年的培育,三十年的探索,三十年的成长。我国海事司法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更深入的突破。当年刚刚踏出大学校园就投身海事审判事业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成长为专家型、学者型的海事法官,他们的探索精神打开了海事司法的一片广阔天地,他们坚持“国际公平”和“与国际接轨”的宗旨逐渐形成了海事司法特有的文化,他们对海事审判的热情和执着带动着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海事审判队伍中来。海事法官队伍逐步壮大、海事司法研究不断深入、海事审判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指导专门领域的更加细致的司法解释,使案件审判标准更加明确,国内外当事人到我国参加诉讼不仅有法可依,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对诉讼的结果也会有大体的预期。这就更加促进国内外当事人选择到我国诉讼以解决纠纷。海事法官对每一件海事案件都认真审理,而这些重大涉外案件的成功审理,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赞扬,树立了中国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007年圣文森特籍“金盛”轮与韩国籍“金玫瑰”轮在中国海域发生碰撞,两轮船东依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及其司法解释,第一时间到青岛海事法院分别为两轮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以限制其赔偿责任。碰撞事故引起漏油污染事故水域,产生打捞、清污等费用,造成渔业损失,致多起诉讼。各案当事人均选择适用我国法律解决争议,最终依据我国《海商法》等实体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各债权在依据我国海事诉讼法律在两船设立的基金中分配后得到清偿。案件涉及圣文森特、韩国、日本等多国外方当事人,以及我国渔业主管部门及海事部门等国家职能机关,各方当事人对案件的解决均十分满意,给中国的海事司法及海事法官给以了高度的评价。2011年巴拿马籍“新泰海”轮与葡萄牙籍“欧新娜”轮在中国海域发生碰撞。在“新泰海”轮船东到青岛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程序中,“欧新娜”轮船东又在澳大利亚法院申请扣押“新泰海”轮,违反了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青岛海事法院坚决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向“欧新娜”轮船东发出《海事强制令》,责令其向澳大利亚法院申请解除对“新泰海”轮的扣押,并向中国法院承担罚款。在两个国家的司法碰撞中, “新泰海”轮得到释放,“欧新娜”轮船东向中国法院书面作出诚恳道歉。最终在青岛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该案件的审理,经《劳氏法律报告》跟踪报道,受到国际海事司法界的高度关注。

  如今,随着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的提高,国外当事人逐步了解了我国海事司法的现状,进一步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当我国当事人与国外当事人订立合同,要求“纠纷解决到中国的海事法院”时,国外当事人不再是露出不信任的表情予以拒绝,而多数会欣然接受,甚至合同范本都会将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印制为合同条款。

  作为新世纪的海事法官,我们由衷地为祖国的昌盛而自豪,为我国海事司法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而自豪!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作者:青岛海事法院 郭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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