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素以“社会稳定”著称，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2013年12月8日晚，新加坡南部闹市区的印度族群聚居区小印度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新加坡官方和媒体称“小印度骚乱”）：一名33岁印度籍劳工醉酒后在交叉路口与一辆私人巴士相撞后当场不治身亡，引发聚集在附近约400名南亚裔外籍工人攻击来到现场的警察等执法人员，导致至少41人在骚乱中受伤，16辆警车和9辆民防部队车辆遭到破坏。这是治安良好的新加坡自1969年以来发生的第二起骚乱，被称为新加坡“四十年一遇”的骚乱。事件发生后，新加坡政府依法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很快控制现场，也有效掌握舆论场，事件调查也快速跟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依法处置：第一时间迅速平稳控制事态
车祸事故刚发生，新加坡警方依照交通事故来处理，进行伤员救治、事故调查等。不过，当事件演变为骚乱时，新加坡政府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迅速沉着应对事态，依法果断采取措施，使得骚乱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平息，避免了进一步升级和扩大。这种“依法应急”的观念和行为不仅表现在现场处置上，也体现在对有关人员的后续处理上。
事发后，2名警察、数名医护人员和民防部队人员迅速到达现场，试图将受害人从车底搬离。此时，2名劳工带头闹事，一些人拿起玻璃瓶和商店外的花盆作武器，推翻警车。据此，政府紧急调动300名警力、民防部队人员，在2个小时内控制了局面。警察特别行动指挥处的镇暴队采取驱散骚乱者和控制现场的策略，全副武装，拿起盾牌和警棍，在不同的特定位置列队，向人群同时逼近，成功驱散骚乱者并逮捕涉案者。为防止事态出现反复和反弹，“死灰复燃”，新加坡警方继续维护现场秩序。截至午夜，现场被封锁，防暴警察仍在现场巡逻。
在现场得到控制后，新加坡警方迅即依法逮捕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员。根据新加坡《刑事诉讼法》第64条紧急逮捕规定，对于妨害公务聚众闹事的滋事者，警方予以当场逮捕，并将其交由法庭处置。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第147条和第148节规定，被指控参与骚乱的被告方可被判处高至七年的监禁及鞭刑；持武器骚乱者可被判处十年监禁及鞭刑；被指控方有权选择认罪或要求庭审，法庭也有权根据警方调查情况决定延长扣押期限。《新加坡移民法令》规定，新加坡有权将那些损害本地利益或影响本地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直接遣返。9日凌晨，新加坡警方宣布已逮捕27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员（其中印度裔24人），24人于10日被起诉至法院。在审讯近3000名外籍劳工后，另8名嫌疑人于事发两日后被逮捕。截至2014年1月，共有25名印度籍男子被控参与骚乱，另有57名外籍客工因参与骚乱被遣送回国。涉嫌参与骚乱者也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加坡律师公会无偿服务办公室安排律师为滋事者辩护，新加坡外交部也与印度最高专员署接洽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
尽快沟通：有效引导舆论和社会情绪
骚乱事件发生后，社会各方面出现了很多传言和谣言，特别是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负面信息与评论，很多国外媒体也对新加坡的外来劳工待遇、贫富差距、社会稳定等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为此，新加坡政府和高层官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领导人公开讲话等方式进行有效沟通。新加坡官方不仅迅速平息了骚乱现场，也牢牢掌握了舆论场。
一是及时发布事件信息，表达官方的态度和立场。骚乱发生当晚凌晨1时30分，新加坡召开由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内政部第二部长易华仁、警察总监黄裕喜和副警察总监拉惹古玛主持的记者会，将事件定性为“持武器的严重骚乱”。新加坡政府高官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安抚外来客工、慰问应急处突力量。凌晨3时许，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留言，誓言将全力追击肇事者，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当日，总统陈庆炎和多名内阁部长也留言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散播谣言。9日下午，李显龙向媒体发出声明，宣布内政部将成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呼吁国人保持冷静，向警方提供任何相关信息、照片或视频，祝愿受伤警员早日康复。11日，外交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用淡米尔语与约40名印度籍客工进行了约半小时的对话。在圣诞节前夕，李显龙到警局与38名在前线处置骚乱的内政团队人员进行早餐交流会，提振他们的士气。
二是将事件定性为孤立事件，呼吁社会保持冷静。新加坡540万总人口中有100万外籍劳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不少人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骚乱发生后，有人在网上批评外来劳工，发表排外或针对种族的情绪化言论。对此，新加坡官方呼吁民众秉持负责任和平和的态度，不要煽动排外情绪抹黑所有外籍劳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严厉谴责滋事者的行为，确保警方严厉公正调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12日，李显龙结束对韩国访问前接受随行记者访问时表示，“小印度骚乱”是发生在一个地方的孤立事件，人们不能因少数客工暴乱而认定所有客工都有问题。14日，李显龙在东盟―日本40周年纪念峰会后，针对有人猜测骚乱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客工普遍遭苛待时强调：“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客工遭苛待。这起骚乱属于突发性质和局部性。迹象显示酒精是导因之一。”
三是有力回击和澄清国际媒体的不实报道。骚乱发生后，印度Sun TV Network电视台进行了错误报道，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立即致函交涉；电视台在10日晚上7时的黄金时段新闻报道中播放了事件的正确版本。18日，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针对台湾中天新闻台《新闻龙卷风》节目，就骚乱所作的不实报道发表声明，指节目内容具误导性。2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有关骚乱是因外籍劳工不满薪资和居住环境所致的报道，30日又在《国际纽约时报》重新刊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致函报社阐述新方观点，但《纽约时报》却并未刊登这封信函。对此，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14日发表声明，批评《纽约时报》的做法。
独立调查：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提出改进措施
骚乱刚一结束，事件的调查工作便迅速跟进。警方在骚乱后展开了广泛细致的调查，动员500多名警员展开调查。调查人员在全岛各地，查问了将近4000名客工，420人被带回警局协助进一步调查。因骚乱最初由一名客工遭巴士碾死而引发，警方就调查结果慎重其事，决定委任一名独立专家重组车祸经过，以提供多一方的意见。
鉴于事态严重，骚乱隔天，李显龙下令内政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13日，由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委任的调查委员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数次开会商讨听证会的工作，包括对部分证据进行审查，在57名涉案的客工遭遣送回国前与当中20名涉案客工进行面谈，与警察部队、民防部队人员、小印度的居民和店主以及涉及意外的巴士司机和协调员面谈等。事件调查将全程接受国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调查委员会宣布将在2月19日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公众在听证会上陈情或者供证，调查结果将在听证会上呈堂。
在调查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的同时，一系列临时性或长期性的改进措施已开始采取。针对骚乱的发生，新加坡政府推出一系列维持安全与治安的临时性措施。例如，因当晚很多闹事者都喝了酒，当局怀疑酒精是肇祸原因之一。因此，新加坡政府宣布实施禁酒令，规定小印度每逢周末、公共假日和公共假日前夕禁止公众在公共场所饮酒；在售酒方面，餐馆、酒店、酒吧和咖啡店等场所周末能售卖酒精饮料，但顾客只能在店内饮用，不允许外带。新加坡当局检讨了小印度私人巴士载客服务，发现一些客工宿舍离小印度较远，往来载客时间长，陆交局决定逐步增加巴士数量。同时，新加坡也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外籍员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公正水平、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等根本性问题。例如，政府已责成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负责探讨客工群体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和客工福利两大课题。
来源:学习时报
2014年初，美国有两名被认为是2016年总统竞逐者的官员遭遇了麻烦。1月21日，弗吉尼亚州前州长罗伯特·麦克唐纳及其妻子莫林遭FBI提出欺诈、借职务之便获取财产、作假证等14项指控；1月9日，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也因其团队陷入政治丑闻而梦断白宫之旅。
美国为了防止腐败，国会制定有严格的法律，并有庞大的机构对官员进行管控，媒体还无孔不入地刺探官员，但一些官员仍然绞尽脑汁贪腐。“政治腐败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是美国生活中的痼疾。”这是约翰·博伦斯和亨利·施曼特在《美国政治腐败》中的判断。这也难怪民调显示，2013年只有37%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成人表示信任政界人物，与2012年同比下降了1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7%。
当然，美国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都还不是很大。这也说明，执法机关能够做到“抓早抓小”，从而避免腐败造成巨大损失，也避免官员本人陷入“万劫不复”。
“感谢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官员腐败的铤而走险，有时确实超出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对弗吉尼亚前州长夫妇提出的14项指控，是FBI经过数月调查后发出的，此时，距麦克唐纳从州长一职离任仅仅10天。如果这些指控最终成立，麦克唐纳及其妻子莫林可能面临数十年监禁，麦克唐纳也将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州长。
麦克唐纳2012年差点成为罗姆尼的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搭档，并被视为2016年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之一。如今，他绊在了共和党政客常栽倒的“钱”上。
《华盛顿邮报》详细披露了麦克唐纳夫妇与弗吉尼亚州以生产营养保健品为主的星科公司CEO琼尼·威廉姆斯之间的“猫腻”。FBI长达43页的指控文件列举了麦克唐纳夫妇的种种贪腐行为，其中包括从威廉姆斯那里收受了13.5万美元现金、价值数千美元的高尔夫活动费用、多套高档时装和一块在背面刻有“第71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字样的劳力士手表。
威廉姆斯也坦白称，他以多种奢侈礼品和贷款向麦克唐纳夫妇行贿，其中不少是莫林主动索要，并承诺她和州长会对其公司予以帮助。2011年，莫林要求威廉姆斯为她在纽约购买奥斯卡·德拉伦塔牌女式礼服，以便盛装出席一个政治集会。为此，莫林向威廉姆斯许诺届时可安排其坐在麦克唐纳身边，以示“恩宠”。同年，莫林对威廉姆斯说，麦克唐纳一家投资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房地产出现资金困难，希望得到5万美元的贷款。威廉姆斯马上同意借钱给她，并说“请告诉州长，不必考虑这笔贷款的文件程序”。威廉姆斯还为麦克唐纳女儿婚礼贡献了1.5万美元的酒席费用。作为对此的回报，莫林同意乘坐威廉姆斯的私人飞机前往佛罗里达为其公司产品站台宣传。麦克唐纳在随后写给威廉姆斯的一封电邮中说：“感谢你对我们一家的所有帮助。莫林对于能去佛罗里达并更多地了解你的产品感到很兴奋。”
在麦克唐纳的“指令”下，州政府卫生部长要求其政策顾问与威廉姆斯见面，而威廉姆斯则要求弗吉尼亚公立大学将其产品的相关科研成果介绍给投资者。还有一次，麦克唐纳几乎是赤裸裸地“推介”，当就如何减少医疗费用问题会见一名州政府官员时，他当场从兜里掏出威廉姆斯公司的产品，要求该官员拿着这一产品去与民众见面。
好在，FBI在其还是州长时，就将他拿下，使其无法再一边道貌岸然地为民众服务，一边快马加鞭地为家庭的钱包服务。
“我不会白白放掉它”
相比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更因官员贪腐频发而“闻名”。过去，该州9名州长中有5人因受贿或欺诈遭起诉或被捕，甚至出现连续两届的州长都因贪腐入狱。
民主党籍的州长罗德·布拉格耶维奇卖官和受贿，从案发到判决历时3年， 2011年12月7日，他被判处14年监禁和2万美元的罚金。
布拉格耶维奇的有恃无恐，麦克唐纳只能瞠乎其后。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竞选总统成功，他代表伊利诺伊州在国会的联邦参议员席位便空缺出来。这样，根据宪法规定，布拉格耶维奇有权在选举前指定人选以暂时代理参议员行使其职权。于是，他觉得机会来了，并认为“奇货可居”，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四处寻找“买家”，甚至毫无顾忌地到处打电话与人“洽谈”。
然而，他“兜售生意”的电话，都被FBI窃听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录音。电话中，布拉格耶维奇毫不掩饰卖官鬻爵的贪婪之心，且口气狂妄，脏话连篇。在谈及自己拥有的这一指派权力时他得意地说：“我得到了这东西，它，哔，太棒了。我不会，哔，白白放掉它。我不会这样做。我总能利用上它。我也可以让自己当上参议员。”在对副州长的“谈话”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会把参议员职位作为自己的一个选择，这样我才可以将它作为重要筹码。”
不久，他便对助手宣称自己可能“提前得到一笔钱”。FBI将这名“买家”称为“5号候选人”。据披露，“5号候选人”愿意出价“50万美元”，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50万美元—冠冕堂皇的说词是“政治捐款”。
布拉格耶维奇当然不会“死盯一个客户”，他所打算的“总能利用上它”的好处，还可以是在某非赢利组织担任年薪30万美元左右的职务，或为妻子帕蒂谋求某公司年薪15万美元的董事职务，或为自己在奥巴马新内阁中谋得卫生部长或者驻外大使这样的一官半职。
布拉格耶维奇除卖官，还无所顾忌地索贿和敲诈，包括向一名儿童医院院长索要5万美元竞选资金以换取“政府支持”，向一名赛马场老板敲诈10万美元竞选资金，在州政府审议修建赛马跑道时“行方便”。
布拉格耶维奇的家人也四处出动，妻子收受数十万美元佣金后，行贿者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州政府合同订单；儿子也曾收到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赠送者是一名新聘任州政府雇员的丈夫。
总之，布拉格耶维奇为州长的“清贫”感到沮丧，赤裸裸地坦言“我想赚钱”，甚至希望能在州长任期内从“有求于他”的公司或个人手中捞到250万美元。
在伊利诺伊州，布拉格耶维奇确实是“前腐后继”。该州先后担任过州务卿和州长的共和党人乔治·赖安，也是腐败透顶。他被控索贿、受贿、诈骗、贪污、洗钱和税务欺诈等22项罪名，包括利用职权把州政府数百万美元的项目“出卖”给朋友，把竞选资金给亲属并用于个人开支，接受企业的回扣、礼品等。他担任州务卿期间，其办公室大肆售卖驾照，造就了许多“马路杀手”，并至少造成9人惨死车轮。其中一家夫妇两人才投票给赖安后携家人看望他们的一个儿子，刚驶上高速公路便被一辆违章驾驶的卡车撞上，6个可爱的孩子同时殒命，肇事司机就是通过行贿获得了驾照。
“流氓式的政治举动”
照说，在美国，卖官不是件能够得逞的事。然而，卖官的大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前治安官迈克尔·S·卡罗纳，数年间收受富商唐纳德·海德尔价值超过35万美元的贿赂。作为交换，卡罗纳任命海德尔为负责一处自然保护区的助理治安官，他的家人、朋友和商业伙伴也得到了类似任命，他还动用职权让行贿者之子免受牢狱之灾。
自然，也不仅仅是卖官，贪污受贿是最基本的“动作”。
2009年，新泽西州就发生了一起“简直无耻得不能容许”的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44人，其中包括3名市长、2名州议员和数名犹太教士。这数名犹太教士搭建了一个案值上千万美元的洗钱和工程回扣网络，3名市长和2名议员便在其中获得不菲利益。
同年，时任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带两名助手、儿子和儿子的一个朋友去看了一场世界棒球职业赛。如果是自掏腰包，没话好说，问题是一行5人的门票都是纽约扬基队赠送的。5张门票，每张价格425美元。显然，这是变相的受贿。“偷鸡不着蚀把米”，2010年12月，帕特森因这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被判罚款62125美元，而且，这名政治前途不可限量的全美首个非裔盲人（非全盲）州长，经此一“票”，光环尽失，黯然“出局”。
2012年，美国媒体披露了数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这年6月，芝加哥市政府两名官员因受贿被起诉，他们接受了一家医药公司的回扣，以保证该市的公立医院从这家公司采购用品。7月，联邦政府移民机构一名负责人及其3名下属，因虚报上班天数和差旅费贪污50万美元，其中该名负责人一人贪污钱款近19万美元，被判刑。
不仅仅是贪腐丑闻，还有滥用职权报复政敌之荒唐事。2013年8月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竞选连任州长期间，他的副幕僚长凯利为报复不支持克里斯蒂连任的民主党籍利堡市市长，与港务局官员串通，限行该市乔治·华盛顿大桥的部分车道4天，给数十万人造成了不便，其中一名九旬老妇因救护车未能及时送医心脏骤停猝死，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则造成4名伤者延误送医。对此，克里斯蒂也在记者会上形容封路为“流氓式的政治举动”。幕僚的“流氓式的”报复，也断送了上司的大好前程。2014年1月《纽约时报》社论宣告克里斯蒂问鼎白宫的希望“几乎泡汤了”，并称他将“被斥责和奚落为一个品格恶劣、判断力糟糕的人”。
“腐败史即改革史”
美国官场的腐案，虽然案值一般都不是很大，很少有过千万美元的案子，但其社会影响恶劣，尤其是，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及政界人物的不信任。这一点，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之时更加突出。2010年4月皮尤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的民众不信任政府，政府甚至与华尔街、国会、媒体并列为民众厌恶的“四大恶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际，民众更是宣称“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对于美国官场的贪腐，美国社会也有理性的探讨。比如，在对布拉格耶维奇案的法庭裁决和新闻报道中，就使用了“花钱表演”一词。该词原本用于演艺界，移用于政界，便被引伸为：政坛成了可以套取知名度和资本的表演舞台，有人跑官买官，送钱、赠红包、给大礼，有人卖官鬻爵，收钱、贪赃、受贿。学者弗雷德·麦克切斯尼甚至称：“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现状：以前，当资本家是当官的唯一途径，现在我们已危险地进入另一阶段—当官是当资本家的最快途径。”
当然，公允地说，美国在预防腐败方面做得不赖。各级权力在多个维度被切割、被监督，又通过周而复始的选举不断洗牌，即便是“合法投资”某个政客也要冒其落选的风险。而且，为了查处贪腐案，政府往往会不惜血本。在新泽西州腐败窝案中，3名市长总共受贿4.5万美元，而FBI居然卧底10年，花费了2000万美元。
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有句名言：“腐败史即改革史。”从腐败行为被揭露、贪官被判刑，到新法的制定、新政的实施，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一种改革、一种进步，从而使法律更趋严密，政策更加成熟，贪腐也更加困难，贪官也更加如过街老鼠。
来源:南风窗
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2013年将会是被重点存留、或不断被人们回忆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覆盖中国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受影响区域约占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约为6亿人的雾霾事件。当整个社会热议雾霾时，使笔者不得不想起1952年在英国发生的使8000人死于非命的雾都事件。相隔60多年后，从英国雾都到中国雾霾，污染事件的重复出现，说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仍未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这确实是当代人类的悲哀和挑战。
但是，当我们站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探讨中国如何解决雾霾问题时，却看到了另一种希望，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果我们从生态文明角度看，从西方英国的雾霾到东方中国的雾霾，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轮回，而应该是结束这个轮回的开始。到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能源环境危机的过程中，均走的是就环境治理环境，“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外部治理之路。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治理环境的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是必须清楚，要从根源上治理当代中国的雾霾问题，仅仅重复西式的治理思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真正从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在启动东方智慧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走出西方轮回的新治理之路。
英国雾霾治理分析：外部治理模式的经验与局限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遇到环境污染事件的国家。1952年12月4日至9日，大范围高浓度的雾霾笼罩伦敦，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大雾之后几个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此次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给英国社会造成很大冲击，是促使英国痛下决心治理雾霾的导火索。
前期治理：严格立法遏制工业污染。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主要污染源是工业污染，这与英国当时高度发达的工业有很大的关系。从18世纪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历时100多年，到19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取得垄断地位，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和工业的聚集。而煤炭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支撑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能源，以煤为燃料的各类工厂排放的烟尘以及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有害气体大量排入大气中。由于伦敦地理位置独特，每到秋冬季节, 海雾就笼罩在伦敦上空，于是就形成了烟和雾混杂的灰黄色烟雾，最终酿成了1952年的“伦敦大雾”事件。据数据显示，当时伦敦每立方米大气中二氧化硫达3.8毫克，烟尘达4.5毫克，①污染物数量是正常年份的10倍。
面对严重的空气污染，严格的环境立法成为英国治理雾霾问题的首选。1954年，伦敦市出台《伦敦城法案(多项赋权)》，控制烟雾排放。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控制空气污染，规定城镇使用无烟燃料，推广电和天然气，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迁至郊外等。1968年修正《清洁空气法》以巩固空气质量的改善。1974年出台《控制公害法》，全面规定了空气、水、土地及噪音等的控制条款。1995年通过《环境法》，旨在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2001年出台《空气质量战略草案》，致力于进一步提高伦敦的空气质量，消除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中期治理：全方位启动治理生活排放。20世纪80年代，生活污染中的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当时，伦敦的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244万辆，道路交通堵塞日趋严重。②自1981年以来，伦敦乘汽车外出的数量增长了20%，占所有上班行程的43%，③加上城市高楼密集，汽车尾气在地面不容易扩散，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源。英国政府在城市生活排放治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通过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小汽车尾气排放，具体包括推广使用无铅汽油；对汽车尾气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碳氢化物等成分进行严格控制，并在汽车年检中检测尾气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是否达标；在伦敦市中心设立污染检测点；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改善交通状况。自2003年2月起，伦敦市政府规定，对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6点半进入市中心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机动车，每天征收5英镑的“交通拥堵费”，此后收费区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逐渐提高。随后，伦敦市公布了更为严厉的《交通2025》方案，限制私家车进入伦敦。同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计划修建12条自行车高速公路，英国的政府高官们以身作则，控制公务用车。
其次，加强绿化也是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伦敦虽然人口稠密，但人均绿化面积达24平方米，城市外围还建有大型环形绿化带。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市中心，也仍旧保留着海德公园以及詹姆斯公园等大片绿地。如今的伦敦，大雾天气已经从100余年前的每年90天，减少为不到10天。
第三，多部门、各层级联合治理。英国的雾霾治理之所以成效明显，主要得益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多个部门的联合治理。1996年4月1日，英格兰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将国家河流管理局(NRA)、英国污染监察局(HMIP)、废物管制局(WRA)、环境事务部(DOE)下属的一些分支机构合并，成立了统一的环境管理机构——英国环境署，这一新的管制机构在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方面采用了更为综合的方式，首次把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的管制纳入了一个统一的轨道。
第四，实时监控空气质量，及时公布监测结果。英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监测网络，负责测量空气中各种污染物的水平，以及这些污染物在土地和水资源中的沉积，仅伦敦就有超过100个监测点。所有空气质量数据会实时发布在官方网络上，供民众随时查询。同时开发了相关的Google Earth图层，用户下载相关软件后，即可遍览英伦三岛所有监测点各污染物的污染指数和趋势图。伦敦空气质量网络还申请了“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账号，开发了iPhone应用软件为用户报告不同监测点的污染指数分值。
后期治理：产业升级与污染输出。无论英国在内部采取怎样严格的强制性的治理污染的管理制度，都无法解决不断扩展的经济总量和高消费带来的污染总量的增加。在英国工业化的后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从高能耗产业向低能耗产业升级，以及利用贸易实现污染输出的办法。
首先，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英国不再单纯依靠制造业，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英国不仅面临着工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环境污染，也日益受到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的逼迫下，英国意识到必须大规模限制制造业在本土的发展，从大批量、低成本产品生产走向高端产品生产，于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由工业内部转向服务业。政府对传统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的补贴大幅度下降，使得长期依赖政府补贴的纺织、造船、机械、钢铁等产业大幅度萎缩。其他一部分制造业，如航空、化工、机电、石油等在市场竞争中，逐步从规模型生产向高端的设计、集成、概念化产品和附加值更高的品牌产品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到1989年，三次产业结构由1980年的2.2∶40.2∶57.6调整为1∶31∶68，基本完成了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变。2012年英国第三产业占比高达78.2%，远高于世界63.6%的平均水平。
其次，利用处在高端产业链的优势，实现了能源进口和污染转移。英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17687美元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39038美元，而国内能源消耗总量却基本持平，2011年英国人均能源消耗量达到3.38百万吨石油当量，比20世纪90年代人均能耗的3.85还减少了0.47百万石油当量。英国利用高端产业链优势，把产业链下游的高能耗产品转移出去，表面上实现了降低能耗的目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协会主任卡米拉·图尔明曾指出，如果只看国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那么英国的表现的确不错，但是如果看英国消费的产品所对应的碳排放，其排放量就会大增。这是因为许多在英国消费的产品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相应的碳排放发生在这些产品的生产国。据英国海关与消费税局（H.M. Customs and Excise）统计，2012年1~9月，英国货物进出口额为8735.1亿美元，其中，出口3616.7亿美元，下降3.5%；进口5118.4亿美元，增长2.5%。贸易逆差1501.7亿美元，增长20.5%。英国的主要进口商品是机电产品、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运输设备，主要是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2011年英国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耗能为0.79，但是同年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比重的31.33%，如果单纯从其耗能量来看，GDP是绿色的，但是从个人消费而言，所耗能源数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将能耗与污染进行了外部转移。
小结：英国外部治理模式经验与局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英国治理之路，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在治理雾霾问题上借鉴学习。首先，走在世界工业化前列的英国，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化之路。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目前的中国，工业排放都是其雾霾形成的主导原因，而且治理生活排放比工业排放的难度要大得多。基于这两个原因，在治理雾霾的前期，从遏制工业污染着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在治理生活污染排放上，需要全方位治理。面对全社会、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排放治理，单一的治理思路很难奏效。在几十年的治理探索中，英国形成了一整套从法律到覆盖全社会的环境监控管理，从各部门联合到居民和民间组织自觉参加的全覆盖、全方位的治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其次，英国雾霾治理属于外部治理、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不能重复的治理之路。尽管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取得了雾霾治理的显著成效，但总体上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外部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有三大弊端：一是高成本，这是一种不断用经济增长的剩余，解决经济增长中形成污染的恶性循环的治理模式。经济增长规模越大、人均收入越高，治理成本也越大。二是污染输出，这是一种利己害他、最后也害自己的治理模式。从短期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污染输出，实现了利己的治理，但从长期看，输出污染最终导致整个地球和人类的能源环境危机。三是治理思路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病的治理模式。鉴于英国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需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的内生治理之路。
第三，2008年新能源革命以来，英国从能耗结构、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着手的新探索，值得我们关注。从英国开始、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实施了几十年的外部治理弊端越来明显。在越来越加剧的世界能源环境危机的倒逼作用下，如何从根源治理危机，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新潮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这个潮流更加明显，在这方面英国开始了一些新探索。一是英国政府非常重视，调整能源结构，重视利用可再生能源。政府在2007年5月公布了《英国能源白皮书》, 规定了英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目标，即2020年将煤炭在英国能源总量中的比重由35%降低到20%, 核能比重由19%降为5%, 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由目前的6%扩大到35%,远远超出了欧盟对各成员国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占本国能源20%比重的基本要求。二是政府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企业投资利用绿色能源。通过各种激励和惩罚机制，促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如通过征收气候变化税、设立碳基金、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等。最后，采取其他手段实施减排，比如利用税收政策鼓励家庭进行节能减排，推出“绿色家庭”计划，鼓励购买“绿色汽车”等。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首页
法院简介
新闻中心
司法公开
审判业务
沟通交流
法院文化